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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是一个

格非 中华书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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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的创作历程是如何的?

写《雪隐鹭鸶》是我的写作生涯中很例外的一件工作。我平日写一本书,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都邑有很大年夜的压力,然则《金瓶梅》我感觉不知不觉就写完了。我自己在办公室里面天天写一点,感到没怎么开始这个书就写完了。这傍边有一个很紧张的缘故原由是由于读《金瓶梅》的次数太多了。

我还记得我刚调到清华,那是一个大年夜夏天,跟我爱人一人一个房间读《金瓶梅》,我看完一本传给她。她着实也看了很多遍,做了很多条记。读的时刻我就分外想写关于《金瓶梅》的文章,这种希望分外强烈。颠末这么多年的筹备,书中所有的问题我都认识,没有什么问题必要我分外坐下来苦思冥想。以是从构思到开始写作,历程异常的顺利。以是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把它写完的。

别的,我在写《雪隐鹭鸶》之前找到了一些必要的文献,然后把这些文献都堆在我的书架上,这样我心里对照扎实。一边翻文献一边写,异常恬静。以是这是我全部写作生涯中最开心的一个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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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金瓶梅》二十多年,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我感觉这种影响是两个方面的。平日对一个作家来说,更紧张的影响是思维要领层面的,比如我们读到一本书,它的不雅点或者不雅念对我们构成某种震动,或者会让我们反思,这是一种影响。《金瓶梅》的影响不完全是来自思维要领,更紧张的是你在读的时刻不知不觉会受到它的那种笔法和叙事措施的影响,分外是绣像本。

我觉得《金瓶梅》的翰墨最早的雏形是《水浒传》。《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中国章回体小说成长史里面是异常特殊的一本书。我不知作别人怎么想,作家们对《水浒传》的评价极高,觉得是它是中国最好的章回体小说的起头,那么《水浒传》的笔法和文风直接影响到《金瓶梅》的创作,这之后也影响了《红楼梦》。

以是我觉得这三本书是一体的,必须联系起来斟酌。尤其从叙事阐发来说,《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一个系统,这样一来,它当然会对创作者孕育发生异常多的影响。比如说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基础上她的笔法是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里面孕育发生的。

以是多年来的涉猎,这也对我的文风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倒 影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承续关系,在《金瓶梅》的钻研界,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可惜的是,这种吠形吠声的说法,大年夜多停顿在对付布局、伎俩等叙事修辞的对照层面,较少留意到两者在思惟和文化不雅念方面的繁杂关系,更无法阐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紧张改造与逾越。着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夷易近国不停盛行着别的一个不雅点,即觉得《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承袭《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仿照,而是颠最后一番覃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洗手不干;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承袭,而他的贪欲、蛮横和佻薄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小我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不雅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终极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顾,并行不悖。由于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察看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终极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天下。用“尊情”这样的观点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弗成,由于《金瓶梅》中险些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紧张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丽人”的恋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条件;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根基。《金瓶梅》的天下是一个充溢离心离德的功利性“成人间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天下——大年夜不雅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供给了必然的保护。

[清]《怡红夜宴图》(局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娇媚、优美、纤弱和聪慧的丽人特质大年夜书特书,同时也付与她刚直不阿、知其弗成而为之的正人风致。她形单影只,遗世自力而高标自守,回绝与世俗天下随波逐流。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提及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际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而为正人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喷鼻草丽人”相比正人的传统。从《离骚》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丽人之迟暮”,至李商隐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丽人以喻正人”,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不停连绵一向。而明确地将正人之风致依靠于女性之身,并与以男性天下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龌龊相对抗,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紧张的来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样平常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交,以致也不仅仅是我们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冲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家属”的恋人关系,而是亲信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愿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愿望,而是对亲信的愿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样平常的追求。作者将每每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呈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

着末,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扫兴”问题。《红楼梦》承袭了《金瓶梅》的佛道布局,也在相称程度上承袭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削发或对世俗天下的逃离作为其基础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便是说,《红楼梦》承袭了《金瓶梅》对这个天下的批驳、否定甚至扫兴,但《红楼梦》的佛道布局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合。《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独一前途,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前途。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天下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消极,但仍旧知其弗成而为之,对扫兴本身发出寻衅。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年夜不雅园风雨飘摇、“悲惨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掉落臂,在水边联诗觅句,掉落臂今夕何夕,不管当代何世,充溢了激越的奔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论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酷寒而残酷的现实天下才再一次捉住了她们。

(本文选自《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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